今天去看了大象点映组织的《村戏》，有些感触。故事其实并不复杂，讲的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前夜，为了获得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村支书要组织给上级演一台戏。村民——尤其是以路老鹤为代表的有一定话语权的村民——偶然知道了这台戏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于是戏的性质就变了，成为大家竞争和攫取利益的舞台。曾为村庄牺牲了自我人格的奎疯子，奎疯子倔强、敏感而又受伤的儿子树满，善良而又单纯、深爱着树满的小芬，小芬的父亲、精明的油商加戏篓子路老鹤，心中一直有愧的书记……一众农民或被动或主动地，竞相粉末登场，在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中摸索着属于自己的正义。
有人评论说这是一部文革戏。这么说当然没错，无论是奎叔发疯过程的直接呈现，还是充满鲜明时代印记和象征意味的红与绿，都将这出悲剧的历史原罪指向那场泯灭人性的运动。但和《活着》、《霸王别姬》、《阳关灿烂的日子》等（尽管着墨不多但）正面刻画文革的影片不同，《村戏》里文革不仅戏份略少，而且更像是一篇前传。它丰富了故事的完整性，但在剧中的当下，最核心的戏剧冲突——如排戏、分地、爱情——里，批判更多指向的是利益权衡中的人性，而不是对历史运动的反思。换言之，即便要反思文革，《村戏》所提出的首当其冲的问题也是：是人性中的什么因素，使得在分地这件事情上，村民这么迅速、轻易地遗忘了文革当中逼迫奎疯子领奖时自己人格的扭曲？而非诸如文革里的事件何以发生、应从文革中吸取什么等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片给我最深的触动并非文革，而是它对人性的刻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印象中以前还在知乎见过自己是农村出来的人表示认同这个观点。我对这句话的态度始终是复杂的，在没有明确数据支持（反对观点）的情况下，不仅不愿意在事实上承认它，而且还很希望找出结构性的因素来为穷人辩护。这当然是一种很朴素的“站在鸡蛋那边”的情感，说不上什么道理。但看了《村戏》，不知为什么，我似乎有点释然了。影片将这群农民拍摄得非常写实，没有脸谱化或是浪漫化，也不做道德评判。那些争抢着分地、要赶走奎疯子的村民，本性上很难说真是大恶之徒。即便狡猾精明如路老鹤，除了锺馗捉鬼戏后刺激奎疯子算件明显的亏心事外，也基本遵守了农村的游戏规则，比如村民讨价还价就让两分利、不收树满的榨油机、村支书让排戏就排戏等等，举止还算体面。所有这些行为，虽绝非什么善举，放在片中农村的背景下却非常合理、真实。这使我想起了我老家的那些农民，家族矛盾时表现出的界限分明的敌意和友善，迁坟时大队人员拙劣地推辞饭局、避免与强势家族冲突，村民争执时的聒噪、莽撞甚至粗暴……这些莽撞和拙劣是直接的、近乎真诚的，几乎没有很深的城府。大概也唯其真诚，才使我觉得他们终究不是坏到根儿里的恶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村戏》对农民人性真实的刻画不仅使我相对坦然地接受了某些行为发生在农村的合理性，还让我意识到了为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在所谓的文明、发达、充分市场化的都市里，想要达成一定的目标，我们有太多合情合法的手段，大不了花钱购买嘛。这种高度分工、专业化的交换过程有一种非罪化的效果，将想实现的目标和它原本可能要承受的指责相剥离。以想得到某种资源为例，在都市里，甚至一家标榜道德的公益机构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聘请某个官员当顾问，从而获得不少捷径。但在农村，市场的发育不完全，各种服务并不丰富，人们也还未必适应这种看似冰冷、理性的交换，倒不如一些土办法更行之有效。片中的支书为了赢得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要好好揣摩领导的喜好，精心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迎合上级拍马屁，很容易受到公众的指责，但作为一个农民，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除此之外，影片令我反思人性的还有一点，即对原罪和苦难的释怀。村支书深知奎叔发疯的原因，乃是扭曲自己的人格去领那个大义灭亲奖，从而为村子争取到粮食。支书心中有愧，将九亩半长达十年地分给王家耕种，但这种补偿何时是个头呢？一年一年过去了，其他村民对王家荒废着九亩半意见越来越大。支书后来也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王家一家的支书，而是全村人的书记，于是动了将奎疯子送去精神病院、收回九亩半的念头。在某种意义上，哪怕是被形势逼迫着，支书终于迈过了文革以来心里一直的一道坎儿。但他真的释然了吗？他对这样的处理结果满意吗？日后他能完全坦然地面对王家人吗？
树满妈也是这样。疯子回家时，树满妈帮他理发，吃饭时不许树满先动筷，这些细节都说明她心中仍然把疯子当成家人。支书来征求她的意见时，她一直没跟支书有正面的眼神接触，语调也有些缓慢、无奈甚至冰冷，但却同意了将疯子送去医院。她平静的表面下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啊！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疯子几乎是他们母子俩在村庄里最后的资本了。女儿冤死，儿子体弱，要不是靠着疯子所代表的他们家为这个村庄作出过的牺牲，以及由此获得的种种优待，他们在村里的生活一定会百倍的艰难。而现在，连这最后的一点庇护也要失去了。难道真的是因为全村人声讨疯子的压力就足以使树满妈放下过去，打开心结吗？她真的能够move on吗？
还有树满。他内心对父亲的感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从他跟小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父亲并没有强烈的、直白的爱或者同情，反倒有些排斥和厌恶。也许这是因为父亲是个疯子，从小带给他的屈辱，街坊的议论，邻里的白眼，等等。但另一方面，他有着想要保护父亲、抵御外人欺侮的自尊心。当他向天空开枪吓跑疯父亲后，村民一哄而上想要去抢九亩半的花生，他立刻将枪对准了村民，不许任何人靠近。支书跟他谈送奎疯子去精神病院时，他的要求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继承九亩半，这种执拗带有明显的洗刷耻辱的意味。而在影片最后，他竟然带头去绑了他的父亲，紧接着便是车里坐着他父亲、车窗上倒映着他的脸的镜头。他看着父亲，也看着自己；他就要告别屈辱的印记，但同时也将永远的失去父亲，甚至失去自己。对树满而言，这到底是一时冲动，还是一种释怀？
更进一步，从更大的尺度来看，广袤的中国大地上，7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必然造就了许许多多像奎疯子这样的悲剧。整个社会该怎样对待历史的原罪，祭奠和铭记这些受难的人们？是释怀曾有的不公，然后放下伤痛去追求明天的美好生活？还是道歉、补偿，哪怕一定程度上牺牲社会整体的发展？柴静曾在一篇演讲中提到温家宝的话，“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然而，我们真的可以做到释然吗？我们又应该释然吗？
在分地声中，《村戏》戛然而止。这是整个事件的诱因，现在似乎也在为事件收尾。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影片其实有一个更加悲剧的结尾：领导不喜欢村戏，分地的事情黄了；小芬和树满也分开了，像翠翠和傩送那样；而奎疯子则在闹剧之后，被村民彻底遗忘在风中……